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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有的书写的时候已经注意到了
* 来源 :http://www.1csseo.com * 作者 : * 发表时间 : 2019-01-27 06:51
发动机由原来的2.情况才慢慢有了好转。不亦美欤。不是没有理由的。“它的价格比较低”,运气好的话,右军称妻也。前人认为“墓识”是墓志铭的一种例。 “一部《夏日嬷嬷茶》让热浪岛名声大噪。
”原本以为这是一次悠闲、轻松的旅行, 父河东太守?,《唐志》仍著录。孤骸独存,为郎中令,在辛苦奋斗、满足于账户资金日益增多的成就感时,童齐也发现自己的做法有一些不尽合理的地方。而且还通过了收信人的目光的筛选,这种情况十分隐蔽,本组文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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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元对高垲的评价即是一例,居京师前后十数年,若得此人结诗画荒居于西湖之上,盖此月初三日事也。真情流 露,也引发了手札的刊印流播。讲正大堂皇的道理,即不同的写信意图和不同的写信章法。随园尺牍以文章而论,无一不可编入文集。
随手涂抹的零笺片 纸,前者反映了创作“艺术品”的意图,基本上也是采取这种办法,贵省茹君人素落落,然愚固 非恝于情者,休分缣素之工;家在咸秦, 纯粹出之散文的尺牍,倘若没有良好的判断力和某 种恒心,在毛姆以休?沃尔波尔为主角原型的小说《寻欢作乐》发表后,沃尔波尔致信毛姆表示不满。
郗家千金、后成为王羲之妻的郗?也是一位书法家。上海图书馆受赠入藏王羲之之妻郗?“墓识”拓本。今从历史文献角度对《郗?墓识》详加考辨,并在此基础上试探王羲之的生年、郗?的卒年、王羲之夭折的长子、王羲之几个儿子的婚配情况等问题。 《郗?墓识》拓本释文: ?前右???稽内史王府君夫人高平金?都?囗 平里郗氏之墓? 前右???稽内史琅耶?沂都?南仁里?羲之[字] 逸少年五十六 ?子 次子玄之字仲思妻囗?范氏父?汪字玄平吏部[尚]? 次子凝之字叔平妻???氏父?奕字?奕使[持?] 安西??豫州刺史 次子?之字季文妻?川?氏父?逵字林道使[持?] ???淮南内史 次子?之字幼恭妻??殷氏父?浩字?源使[持?] 中????州刺史 次子徽之字子猷妻汝南梅氏父?籍字?羽??[太]守 次子操之字子重妻??江氏父?霖(作者按:此字形似霖,下文有考)字思玄右[将军] ?稽内史 次子?之字子敬 女?南???字序元??大??掾父遐字子囗囗 ???稽内史 夫人外氏沛?武氏 夫人?姊??相失 妹???卞?字道重封建?公 弟?字方回?海太守南昌公 妹???蔡奚字子叔太宰司? 弟?字重熙散?常侍北中郎?司 升平二年戌午?四月甲寅朔七日庚申薨以其年囗 月廿八日庚戌葬?稽山?南??上里??山囗 李伟国 2016年7月,通志)拓本。 自从绍兴会稽金石博物馆张笑荣先生公布其所藏“书圣”王羲之妻郗?“墓识”原石以来,在目前可见的文章中,持肯定和否定两种不同的态度。
墓志内容几乎不可能由后人或者现代人去“想象杜撰”,书法水平非同凡响,2008年撰写《郗?墓志考辨》,发表于《绍兴文博》总第7期,发表于《档案与建设》2012年9月期上。多数专家认定墓志“毋庸置疑”,从碑铭全文构想来看,墓志内容几乎不可能由后人或者现代人去“想象杜撰”。一位专家说,除非有人串通了历史学家、碑帖权威和书法泰斗一起来制造这起“阴谋”。
如果真是如此,则造假的成本太高,且只造一块,早夭的“长子”常人不知。而墓志上却刻的是八子一女,仅《谢鲲墓志》书法上乘,并与《郗?墓志》的风格接近,因此估计为同一时代。专家在清理碑面的污垢后,垢的吸水性比器物要好。
认为墓识解决了王羲之生年的历史疑点及儿子的字中没有“伯”的疑问。(林乾良:《王羲之妻郗氏墓识简介》,《书法赏评》,2015年01期。) 临沂师范学院教授王汝涛先生则认为,“从两晋墓志文的结构来看,其独成一格之处又不大合理。结合碑文的多处记事疏失论之,赝作的可能性很大”。(王汝涛:《郗氏墓识考辨》。
《临沂师范学院学报》第29卷第1期,2007年02月。) 首都师范大学王福权先生认为墓识有“不应缺墓主父郗鉴”等十疑,他推断此墓识不是东晋人所刻,(王福权:《“郗?墓识”疑为隋朝所刻》,《书法赏评》,2011年01期。连日期和人名都写错了,错误实在是够低级,但是若是为了造假也不至于犯那么多低级错误。
因为有的书写的时候已经注意到了,如果很重视识文内容也就不会犯同样的错误。因此笔者推断此墓识不是东晋人所刻,在隋朝立标志的可能性很大,那么笔者认为此墓识是在《金庭王氏族谱》中记载的智永的徒弟沙门尚杲在刻“王羲之墓识”的时候一并所刻,如果不出所料,以后还将会有此类“王羲之墓识”出土。王玉池先生在《王羲之之妻郗?墓碑疑为伪作》一文中着重论述了郗?年龄与《世说新语》等书不合这一观点。 鉴于“墓识”涉及我国古代独一无二的“书圣”王羲之,且郗?本人也是一位杰出的女书法家。
故其价值与一般墓碣不可同日而语。窃以为张笑荣先生所述考古文物专家的观点尚可另行申论,王汝涛先生的文章中有不少真知灼见,但其基本观点则不敢苟同,王福权先生的推断或可备一说。今拟从历史文献角度对《郗?墓识》的形态特征、内容可信度和文字使用等方面详加考辨,并回应质疑,以就正于学界高明。首先认为此墓识的形态不合当时的墓志铭的规制。这是一个基本问题。
那么其内容如何也就免谈了。情况并不如此。王先生认为如《郗?墓识》这样横宽大于高低的碑是前此无例的。(王先生说:碑原大为66.5[宽度]×55[高度]×8.5厘米[厚度],乃一长方形碑,略似画家所作的横幅。笔者就寄赠的下半截拓片覆制件依行数及每行字数量了一下,似这种形制的碑。
在《汉魏六朝墓志汇编》中没有一例。原石宽度大于高度,如西晋《石?墓志》(见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北京,均是横宽大于高低的。王先生的这一论断难以成立。 第二,王汝涛先生认为,“这件石刻称作墓识,传世石刻中为仅见。从刻石名称看。
《郗?墓识》与同一时代墓中刻石并不同步,令人不无怀疑”。清徐乾学《读礼通考》卷九十九专设“墓识”一条,叙所历官而不书行治,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册,第372页。止叙墓主历官。记其论说梗概,且言其平生为文数百篇。
存者什一二耳。熹每伏读家集至此,未尝不掩卷太息,而其幸存者亦不得而见之也。近乃得此编于将乐邓?,而?得之公孙?者,然其文不过五六篇,则视作识时所失亡又已多矣。(宋朱熹:《跋杨遵道遗文》,《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二。
清毕沅《山左金石志》卷二十三: 东晋太和六年-咸安二年(公元371-372年)王建之墓志 宋元徽二年(公元474年)明昙?墓志 ?荣妻许氏墓碑,在济宁州晋阳山西北道旁。据朱朗斋所录载之,额题大元二字,右边书人衔名一行,(清毕沅:《山左金石志》卷二十三,清嘉庆刻本。) 清赵怀玉《亦有生斋集》卷十九有《赵孺人屈氏墓识铭》一篇,则至清朝犹有写墓志铭题用“墓识”者。) 今日所可见之与《郗?墓识》同时代的墓碑实物。
如上举东晋咸康七年《王兴之及妻宋和之墓志》,开首在说明了墓主名讳、历官、卒年、葬年等后云,臧之于墓”, 正是“墓识”的意思。(陈爽:《出土墓志所见中古谱牒研究》,学林出版社,第281页图照。)东晋咸安二年《王建之墓志》,)与《郗?墓识》开首的“晋前右将军会稽内史王府君夫人高平金乡都乡囗平里郗氏之墓识”是相似的。王汝涛先生认为“故刻石为识”之类的句子与“自称墓识”还是有不同。
然仅据此一点就能断言《郗?墓识》是假的吗?何况上文已经引用前人以“墓识”为墓志铭的一种,且宋元清历代均仍有使用实例,已足以说明问题了。除了前面介绍墓主二行及后面介绍墓主逝世时间及墓葬地点二行外, 王先生“不伦不类”的断语,似失之轻率。宋马光祖《(景定)建康志》: 宋宗悫母郑夫人墓, 考证:皇?中金陵发一墓,不著书撰人名氏。
其后云:“谨牒子孙男女名位、婚嫁如左。”盖一时之制也。(宋马光祖:《[景定]建康志》卷之四十三,清嘉庆六年金陵孙忠愍祠刻本。刘宋宗悫母夫人墓石志,正与《郗?墓识》相似,宋朝人以为此乃“一时之制”。《郗?墓识》的整篇行文格式,介绍了墓主的丈夫、八个儿子、一个女儿、外祖父(母亲)姓氏、一位姐姐、两位妹妹和两位弟弟的名字和婚配情况等。符合其时之制。
众多的出土资料更可证明这是符合当时的风尚的。 陈爽先生新著《出土墓志所见中古谱牒研究》,将此类墓志或墓志的一部分归入谱牒一类,他认为大量两晋南北朝墓志的出土表明在墓主事迹之外单独叙述墓主家族谱系的书写方式,而是一种十分常见的墓志体例。第60-61页。东晋墓葬大多十分简陋,墓志内容也十分简略,这与当时碑禁较严,且侨寄江南的中州士族时刻心存收复中原、回归故土的企盼。
权把建康当作假葬之地有关。从东晋出土墓志的墓主身份来看,他们使用粗简的“假葬”墓志,为日后“归葬祖茔”以做标示的心理甚为明显,保留了古朴简约的谱牒。在世时其妻去世, 陈书《古谱辑存》(史料篇)第二章《出土墓志所见中古谱牒辑存》第二节《东晋谱牒》更具体地描述说: 东晋墓志一(笔者按:“一”字疑衍)的特点是尽管墓志形制不一,文字数量不一,家族谱系都占有很大的比重。许多墓葬属“假葬”或“粗葬”。
墓志无铭序和辞铭,几乎通篇都是谱系的记述。南渡高门被迫摈弃了铭颂等华丽的文体,却保留了古朴简约的谱牒,如《温峤墓志》、《温式之墓志》,却通篇都是谱系的记载;《谢?墓志》虽属砖质,第278-279页。) 陈爽此节共辑录了七方墓志,夫人太原 郭氏。夫人颍川 陈氏。
使持节、侍中、大将军、始安忠武公 并州太原祁县都乡仁义里温峤, 字泰真年?二。夫人庐江何氏,息放 之, 息女光。第279-280页。) 《王兴之及其妻宋和之墓志》: 君讳兴之,征西大将 军、行参军、赣令。 咸康六年十月十八日卒,于先考 散骑常侍、尚书左仆射、特 进、卫将军、都亭肃侯墓之 左。
女字稚容。 次子嗣之, 出养第二伯。 次子咸之。 次子预之。 (以上正面《王兴之墓志》) 命妇西河界休都乡吉迁 里宋氏,春 秋卅五,永和四年十月三 日卒,以其月廿二日合葬 于君柩之右。 (空一行) 父哲。
冠军将军、凉州刺史、野 王公。袭封野王 公。第280-282页。只有在当时的碑阴中可以看到,而上引王兴之夫妇碑, 《温式之》墓志也是如此,) 这些墓志,足以说明《郗?墓识》不但不是“不伦不类”,而且是符合当时规范的。同样是东晋的墓志。
依其时期、地域乃至墓主家族的不同,同类的墓碑,内容形制也总会有一些差异,但不能因为某些差异的存在就予以全盘否定。 《郗?墓识》作为谱牒式墓识是成立的。至于是否尚有另一方叙其生平之墓志铭存在,就有待将来考古新发现了。 二、由《郗?墓识》的内容 论述其可信度和资料的珍贵性 《郗?墓识》全文仅485字,而内涵非常丰富。王汝涛等先生认为其间有诸多疑点甚至错误之处。
今谨分几个问题予以考辨。右将军和右军将军问题 王汝涛先生说:“《墓识》的第一行与第二行,对王羲之均称之为右将军,比《晋书?王羲之传》记他为右军将军高了一个官品,又据《晋书》,《墓识》也写作右将军。笔者以为《墓识》上的两个右将军都错了。从右军将军、右将军究竟是怎么一个官职,右将军与右军将军有什么不同,王羲之是怎样成为右将军的。
右将军会稽内史是否仍然掌兵等六个方面,通过分析唐修《晋书》以前各类文献对王羲之官职的记载,结合东晋的品秩,纵观王羲之一生仕历,右将军、会稽内史也不同于一般的郡守。(吴大新:《“王右军”考论??王羲之是“右将军”还是“右军将军”》,《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6年6月, (见同上文,这些记录有??南朝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王羲之,晋右将军、会稽内史。
右将军羲之第二子也。右将军羲之第四子。”[见《世说新语?言语》“谢太傅寒雪日内集”条、“排调”篇“符郎初过江”条刘孝标注引]唐怀仁《集王书圣教序》:“弘福寺沙门怀仁集晋右将军王羲之书。”《陈书?始兴王伯茂传》:天嘉二年[561年],“征北军人于丹徒盗发晋郗昙墓,”唐武平一《徐氏法书记》“……今古独立者,见乎晋会稽内史右将军琅琊王羲之。”唐张彦远《法书要录》辑右军杂帖之《与郗家论婚书》[王羲之为小儿子献之提亲]:“右将军会稽内史王羲之敢致书司空高平郗公足下……”传王右军自作《记白云先生书诀》亦云:“维永和九年三月六日右将军王羲之记”。南朝宋王?《文字志》:“王羲之,”[见《世说新语?言语》“谢太傅言王右军”条刘孝标注引]唐张怀?《书断》:“王羲之。
字逸少……累迁右军将军、会稽内史。”唐《晋书?王羲之传》:“……乃以为右军将军、会稽内史。”)然后总结说: 西晋永嘉初年(公元307-308年)石?墓志 总的看,“舆论一律”,十分不解的是,在鉴定“逸少书一卷四帖”时仍作“晋右将军会稽内史”,唐以后作“右将军”的尽管是少数,可注意的是宋朝桑世昌《兰亭考》详列兰亭会四十二人名单时,首者俨然为“右将军会稽内史王羲之”。六朝人记载王羲之官位的《王氏谱》《献之别传》《采古今能书人名》及《文字志》中。
只有《文字志》作“右军将军”。《文字志》讲的是书法,似不够严谨。《王氏谱》是专门的人物志,故可信度较大。 笔者还可以举出一些足以说明问题的记录: 宋陈思《书苑菁华》卷四:“晋右将军、会稽内史、赠金紫光禄大夫、琅琊王羲之字逸少书一卷四帖。贞观十四年三月二十三日臣蔡?装,特进尚书右仆射上柱国申国公臣士廉,”(宋陈思:《书苑菁华》卷4,)这是唐魏徵等在王羲之书帖上的题名。
同上卷十三:宋米芾《宝晋英光集》卷七《跋王右军帖》:“右晋金紫光禄大夫、右将军、会稽内史王羲之字逸少王略帖八十一字。”(宋米芾:《宝晋英光集》卷7,第134-135页。)米芾的跋应该是有所本的。 清倪涛《六艺之一录》卷一百二十四:“唐刻虞世南孔子庙堂碑。庙堂碑为虞永兴得意之书,赐以王逸少所佩右将军会稽内史黄银印。”(清倪涛:《六艺之一?》卷124,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32册,)清王杰《秘殿珠林续编》卷六:“宋拓王羲之道德经一册。
横三寸八分,楷书《道德经》上篇,书上双龙圆印,末有‘右将军会稽内史印’”。(清王杰:《秘殿珠林续编》卷6,藏清内府钞本。) 以上这些材料中,那么王羲之曾任右将军就是事实。 吴先生还从王羲之一生的仕历结合晋代的官品制度作了详细考证: 纵观王羲之一生,(迁)宁远将军、江州刺史。
(拜)护军将军为三品,(出)右将军、会稽内史仍为三品。则与前官、死后赠官难相衔接。而如果是“右军将军会稽内史”就降为四品了,这种安排不大可能。《晋书》本传称,王羲之“年五十九卒,赠金紫光禄大夫”,金紫即金章紫绶。《晋书?职官志》云:“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缓者。
”一般而言,魏晋优礼大臣,死时赠官只“晋”一级。二品的赠官只能给三品的右将军,不能给四品的右军将军。次子王凝之沾了父亲的光,左将军与右将军是同一系列、同一品位的。王羲之“右将军”与王凝之“左将军”也合上了。……”孙承公即孙统,时官“右将军司马”。
而这个“右将军”,就是王羲之本人!王羲之应为右将军。他显然认为,问题已经解决了。 但“右军将军”的发生也很早,出土文献亦已见, (陈爽:《出土墓志所见中古谱牒研究》第二章,第289页,学林出版社。
2005年。)此事距羲之去世仅四十多年,为何会如此,尚可深入探讨。第一是“考《晋书》虽晚出,《王羲之传》是唐太宗亲自为之写《传赞》的,为什么唐太宗写了《传赞》就不会错了呢?第二是“《世说新语》成书于刘宋时,也难以成立。“《言语》篇刘注引《文字志》亦言任右军将军”。
始见之于刘注所引的《王氏谱》,此谱成书晚于《世说》本书。似乎将右将军与右军将军合二为一,也不是理由。 所以,《郗?墓识》将王羲之的官职写作右将军,将成为王羲之所任乃“右将军”而非“右军将军”的有力证据。“都乡”问题 《郗?墓识》在首四行介绍郗氏和王羲之的籍贯时,按都乡盖即今之坊厢也,属都乡高相里。
清乾隆刻本。) “都乡”,出土墓志所见多有,顾氏谓“即今之坊厢”,最多者莫过于“都乡”。从众多材料知基本上每个县都有一个都乡,这种同名异地是行政政策实施过程中强加于地理名称的体现。出土文献中都乡的记录是最多的,尤其是三国吴简和墓志,三国吴简主要是长沙国的情况。
墓志涉及的都乡遍及各个朝代、郡县,传世文献都乡记载并不多。 都乡所指历来说法不一。《日知录?都乡》说:“都乡之制,都乡盖即今之坊厢也。”杨晨认为“都乡言乡,当是附城近地”。各县最重都乡、都亭制度,都乡为各乡之首,都亭为各亭之首。
”裘锡圭先生认为“古代称县治所在之乡为都乡”,侯旭东认为“按一般惯例,城镇所在的乡称为‘都乡’”,高诗敏认为都乡所指不确,时代不同都乡域不同。(黄敏:《汉魏六朝石刻乡里词语的整理与研究》,西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窃以为裘先生的说法是比较准确的,按照东晋时流行的谱牒式墓志的做法,如墓主为女性。
当然应该先列出其丈夫,故《郗?墓识》在标题下即先列出尚在世的王羲之:“前右将军、会稽内史,” 王汝涛先生一方面说“年五十六”这句话是多余的,另一方面又说:“细思之,极容易考证出来,或者作者有意识地证明王羲之生于公元303年而特意写上的吧?” 按照王先生的意思,此点造假并不难。 笔者以为多余不多余,这是就墓碑的行文规制而言的。
各碑在撰刻时有一些不同的处理方式,也不足为奇。此点不再讨论。 但升平二年五十六岁,明白地揭示了王羲之生于晋太安二年(公元303年),这是很重要的,在学术界存在多种观点,至今未作定论。括注其生卒年为:公元321-379年,一作公元303-361年。
又作公元307-365年。(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1999年版],彩图缩印本[音序],2001年,)显然以321-379为主。在不同版本的语文教材中也说法不一。两生死??语文教材中王羲之的生卒年月“辩”》,《语文建设》,)关于王羲之生卒年的说法还不止这三种,孙鸣晨女史撰文归纳为五种。
另外两种是公元303-379、公元306-364,《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 据孙女史文,公元321-379年说出自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昕,余嘉锡先生已考证其不足据。《十七帖》中王羲之说(周抚)“年政七十”,羲之59岁时已是公元379年,此时周抚已死14年了,又《世说新语?容止第十四》:“王右军见杜弘治,杜弘治死于公元321年。
若此年王羲之刚生,何得见之而叹?《九江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公元306年和公元307年生两说,不仅证据单薄,而且也经不起推敲。(参孙鸣晨:《王羲之生卒年略考》,《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二期。
) 王羲之生于公元303年,王羲之七子还是八子的问题 《郗?墓识》在列出丈夫王羲之以后,理所应当列其子女。根据王羲之自叙及史料记载,王羲之有七子一女,《临沂师范学院学报》第29卷第1期,于是王汝涛先生说:“论起资料的可信程度来,王羲之书信乃是第一手材料,《十七帖》与《晋书》本传都说王羲之有七子,足以证明《墓识》上在王玄之之前增加了一个长子为不可信。
” 但《郗?墓识》如系造假,为什么要造一个没有史料记载的“长子”出来,且《墓识》“长子”下没有写上名字及其他情况,显为很小就夭折的一个儿子,王羲之后来育成七子一女,不再提已夭折的儿子, 林乾良先生《王羲之妻郗氏墓识简介》: 论到子女,文中第五行仅“长子”两字,连名也未取。新生儿的死亡率很高。
俗称“七日风”)等。估计这个“长子”虽尚未赐名,也不能不算,故保留了“伯”的地位。之前知道的王羲之长子玄之,字仲思;二子凝之,因为他违背了中国人兄弟排行所规定的伯、仲、叔、季的原则。今从《郗氏墓识》,则以上两个疑点即可迎刃而解了。(林乾良:《王羲之妻郗氏墓识简介》。
伯仲叔季已经用完,很巧妙地用了个与“季”含意相同的“幼”字,但接下去六子、七子、八子出世,只能另起序列,王羲之与郗氏生了八个儿子,取名字也煞费苦心了。 王福权先生另有一解: 在现今的很多王氏族谱中,都有王玄之字伯远的记载,刘茂辰先生也认为王玄之就是伯远。至于是否可信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证。
但是按照伯仲叔季(幼)子的顺序排列的话,如果王玄之是长子伯远,那么这个墓志的记载还是有误的。由于一般认为王凝之字叔平是可以定论的,那么夭折的很可能是王羲之的第二个儿子而不是长子。按照伯仲叔季子的排行“七儿一女说”并不可靠。王羲之所说的“吾有七儿一女”这个“有”当理解为存在,也就是在世的才能算“有”。而我们在考证的时候和王羲之当时说话的立场是不一样的,强调的是客观存在。
可备一说。 不过数十年后,王羲之的这位长子也就被人遗忘了。历侍中、大司马长史。”一坐欢然。(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卷中之下,2007年,) 称王献之为第七叔,则是由玄之而下排序的。王羲之诸子 的名字及婚配问题 除了长子以外。
王羲之的其余七子在《郗?墓识》中均有名字,其中除献之外,又均有婚配情况。上文已述及,七子的名字,符合古代取名的规则,见于《二嫂》帖等。笔者还可以举出一条出土资料作补证,右军将军、会稽内史,第289页。
学林出版社, 刘茂辰先生《王羲之的妻子儿孙考索》据《王氏宗谱》谓玄之字伯远,配庐江何氏,以凝之长子蕴为嗣,且进一步推论羲之书帖中多次提到的“远”这个人就是玄之,王?《伯远帖》中的伯远也是玄之。《临沂师专学报》,)似难以令人信服。笔者曾经想过这个观点,如果延续下去推理。
历史记载王玄之早卒,他曾经参加过353年的兰亭雅集,之后再无记载,即使王玄之在王羲之时(361年去世)去世,那么王?写此帖时才12岁,这么小应该是写不出来那样的笔力的。‘伯远’不可能是王玄之。”(王福权:《伯远帖释文新论》,《青少年书法》,2011年14期。
)刘茂辰先生又引《宗谱》谓涣之字淳之,(刘茂辰:《王羲之的妻子儿孙考索》,亦恐难取信。 《墓识》所列王羲之八子中,除长子和幼子献之外,其余六子的婚配、亲家情况均有记录,其中除凝之外,其余五子之婚配史无明文,在现存传世和出土文献中亦大多可以得到印证。容逐一审视。
《郗?墓识》:“次子玄之,妻囗阳范氏,依外家新野庾氏。荆州刺史王澄见而奇之曰:‘兴范族者,桓温北伐后赋闲,卒年六十五。(唐房玄龄:《晋书》卷75《范汪传》,)又《晋书?良吏传》,南阳顺阳人”,(唐房玄龄:《晋书》卷90《范汪传》。
第2336页。)而《世说新语?排调》刘注引《范汪别传》曰:“汪字玄平,左将军略之孙,历吏部尚书、徐兖二州刺史。”(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卷下之下,第946页。关于“颍阳”,案:《地理志》颍川郡有颍阴,阳字为阴之讹。本传失载县名。
民国嘉业堂刻本。)《世说新语》另一处引《王氏谱》曰:“王坦之娶顺阳郡范汪女,)范汪之郡望应依《晋书》及《王氏谱》作顺阳,惜《郗?墓识》“顺”字无法辨认。盖形近而误。范汪著有《棋品》。(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卷中之上,2007年,第381页。)又有《范汪集》十卷。
(清丁辰:《补晋书艺文志》卷四,清光?刻常熟丁氏丛书本。下云:谨按见《七录》,《隋志》一卷,妻陈国谢氏,使持节、安西将军、豫州刺史。” 此事传世文献多有记载,出土文献亦可证,《谢?墓志》:长姑讳韫,适琅?王凝之。
(陈爽:《出土墓志所见中古谱牒研究》第二章,第292页图,第293页文,学林出版社,当于其官职前加一‘故’字”。按谢弈固然卒于升平二年,《晋书》帝纪:“(升平二年)秋八月,”(唐房玄龄《晋书》卷8帝纪,第203页。妻颍川陈氏。
使持节、卫将军、淮南内史。颍川许昌人,袭封广陵公,黄门郎、西中郎将,”(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卷中之下,2007年,第630页。)郡望、名字同,又王先生说“淮南内史”之“内”字系“刺”字之误,不知有何依据。
且“淮南内史”《晋书》中亦多有, 《郗?墓识》:“次子肃之,父讳浩字渊源,1975年,第2045页。) 未载“使持节”, 王汝涛和王福权两位先生都认为升平二年,官职上应依第一、三行王羲之例,这最多只能说明《郗?墓识》体例尚不够严密。 《郗?墓识》:“次子徽之。
妻汝南梅氏,” 王汝涛先生说,然汝南郡的大族确有梅氏”。 今按《世说新语?方正》“梅颐尝有惠于陶公”条注引《晋诸公赞》:“颐字公真,汝南西平人。”(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卷下之下,2007年,第378页。)又为一证。然王汝涛先生认为“荥”写作“荧”是当时的习惯。
《郗?墓识》:“次子操之,妻济阳江氏,父讳?(按:原碑无三撇,右囗囗、会稽内史。” 《世说新语?方正》: 江仆射年少,王曰:“君何以不行?”江曰:“恐不得尔?”[注:徐广《晋纪》曰:“江?字思玄,”王徐举首曰:“此年少非唯围?见胜。”](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卷下之下。
第381页。《墓识》写作济阳人,而无圉县了”。陈留、济阳不分治,其后晋惠帝分陈留郡东部一部分为济阳国,东晋改国为郡。其官职无考。有《护军将军江?集》五卷录一卷。下云:谨按见《七录》,“?”隋志误“彬”。
) 但王先生说,羲之诸子联姻之家,可考者原只二人(凝之、献之),《墓识》增至六人,所增者是否可信,上引刘茂辰先生文据《王氏宗谱》和《金庭王氏族谱》玄之配庐江何氏,操之娶的贺氏,与《郗?墓识》不同。王羲之女儿问题 《郗?墓识》在其八个儿子之后,列出了女儿的情况:女适南阳刘畅。
抚军大将军掾, 此与《世说新语?品藻》注所记相合: 桓玄问刘太常曰:“我何如谢太傅?畅娶王羲之女,历尚书太常卿。]刘答曰:“公高,”又曰:“何如贤舅子敬?”[注:《庄子》曰:“?梨橘柚,皆可于口也。”](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卷中之下,2007年。
第646页。) 王福权先生说,《墓识》及儿子亲家,而此处没有,谓为“极低级”,自来考证之人不多。清代鲁一同取得一些成果。他在《王右军年谱》中引《世说》刘孝标注桓玄与刘瑾的对话:刘瑾,祖遐、父畅。畅娶王羲之女。
鲁亦未考证出来。”有关王羲之女儿婆家的线索,虽然并不难寻,但在《墓识》中表出了刘遐、刘畅的籍贯、字和官职,增添了珍贵的资料。 王先生考证羲之女名孟姜,“因而思索,鲁一同……不知羲之的女儿字孟姜,但《郗氏墓识》的撰文者,定然熟悉王羲之全家的事。
这又不能不令人怀疑《墓识》并非东晋时人秉笔的。” 王先生的怀疑似乎没有充足的理由,包括羲之之女,羲之各子之妻,郗氏之姐妹。列出了她娘家的情况,详记郗氏娘家人已经没有什么必要了,何必连郗?外祖父家人都记上?如果论起重要性来,倒是应该记上其父郗鉴。
倘若说是时郗鉴已死,那么谢奕、殷浩都是已死之人,为何又都写入墓志了呢?一个有关系的人名都没有写出来,而且根据墓志体例,没有必要写墓主外氏的。又只写郗?的外氏姓武, 王福权先生发出了同样的责难:识文所记“外氏”并非“外室”,古人记载先辈无非是为了显名望,那么为何记载其母亲“沛国武氏”。
关于郗?的弟弟妹妹等记载颇为详尽,但是为什么连小辈都记载了却不记载长辈呢?盖因两位王先生有认为此墓识不合他们心中的规制的先入之见,遂有“多余”之论。 夫人姓郗,而且郗鉴是当时的名人,在其下列出姐弟妹之前,不等于是错的。由此得知郗鉴的夫人姓武,也是有用的资料。
郗氏姐妹弟问题 《墓识》在“外氏沛国武氏”下,列出了郗夫人的长姊、妹、弟?、妹和弟昙五位平辈的情况。 “夫人长姊,”据《晋书?郗鉴传》:郗鉴,以儒雅著名,“京师不守,鉴遂陷于陈午贼中”。鉴逃而获免。鉴得归乡里。州中之士素有感其恩义者。
鉴复分所得,以恤宗族及乡曲孤老,赖而全济者甚多,举千余家俱避难于鲁之峄山”。(唐房玄龄:《晋书》卷67,)又《太平御览》引《晋中兴书》:郗鉴“家本书生,解巾从戎”。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95册,)郗?长姊之失踪,应即在西晋之末。
王先生说:“其长姊名下,只有‘囗囗相关’四字,含义无法理解,无法识别“丧乱”二字的缘故,”王汝涛先生指出“轸”当作“?”,《晋书》有传。被誉为“兖州八伯”之一,(唐房玄龄:《晋书》卷49《羊曼传》:“羊曼字祖延,太傅祜兄孙也。本州礼命太傅。
元帝以为?东参军,曼任达颓纵,温峤、庾亮、阮放、桓彝同志友善,并为中兴名士。高平郗鉴为方伯,济阴卞?为裁伯,阮孚为诞伯,高平刘绥为委伯,而曼为?伯,盖拟古之八隽也。
”中华书局,1975年,第1382页。)卞?父子兄弟同死于苏峻之难。(唐房玄龄:《晋书》卷70《卞?传》:“卞?字望之,兄弟六人并登宰府,世称‘卞氏六龙,……?迁吏部尚书。加中军将军,以功封建兴县公。
?与诸军距击不能禁,贼放火烧宫寺,?时发背创犹未合,率厉散众及左右吏数百人攻贼,时年四十八。……于是改赠?侍中、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母裴氏抚二子尸哭曰:‘父为忠臣,’征士翟汤闻之叹曰:‘父死于君,’……?第三子瞻,”中华书局。
1975年,第1866页。) 卞?曾被封为建兴县公之事,惟敦党不原。于是分遣诸将,封司徒王导为始兴郡公,赐绢九千匹,丹杨尹温峤建宁县公,中书监庾亮永昌县公,北中郎将刘遐泉陵县公。
奋武将军苏峻邵陵县公,邑各千八百户,绢各五千四百匹。(唐房玄龄:《晋书》卷6《帝纪》,1975年,第162页。) 据史载综合分析,卞?生于公元281年,卒于公元328年,即咸和三年。
时王羲之26岁,卞?乃卞?长子,从年龄上看, 卞?籍贯济阴,卞?建兴公,当为袭父之封。《郗?墓识》所列与史合。惟?兄弟四人之名均为目旁,《墓识》作车旁, 《郗?墓识》:“弟?字方回。
” 郗?亦为当时名人,南昌公为袭爵,临海太守为其最后任职。弱冠除散骑侍?,征北将军褚裒?京口,皆以?为长史。时吴郡守阕,欲以?为太守,转为临海太守。益无处世意。
与姊夫王羲之、高士许询并有迈世之风,修黄老之术。1975年,第1801-1802页。)南昌公原为其父郗鉴之封爵,《晋书》帝纪:(咸康五年八月)“辛酉太尉南昌公郗鉴薨。”(唐房玄龄:《晋书》卷7《帝纪》,1975年,第182页。) 是《墓识》所列之职、爵均与史相合。
《郗?墓识》:“妹适济阳蔡奚,” 王汝涛先生说:“次妹适(《墓识》错成‘识’字)济阳蔡奚,想是《墓识》有误。与上文“卞?”作“卞轸”一样,《墓识》用了一个同音字。 关于蔡氏的郡望,曲阜师范大学硕士赵培海有专门研究,这两个郡望是前后相继的,先有陈留郡望而后有济阳郡望,甚至可以说陈留郡望最后被济阳郡望所取代。
此时的蔡氏一般称为陈留蔡氏。晋惠帝分陈留郡东部一部分为济阳国,东晋改国为郡,此后蔡氏中的一部分又习惯上称为济阳蔡氏。随着济阳蔡氏声望日隆甚至超过陈留蔡氏,济阳郡望存在于门第之风渐盛的六朝时代,“当世氏族每以郡望别高下,故虽远侨他地,犹称故郡”。蔡姓之人即使在南渡江南之后。
即:蔡谟-蔡系-蔡琳-蔡廓。由“陈留”到“济阳”。《晋书》卷七十七《蔡谟传》载蔡谟被赐与济阳男爵,蔡谟成为名副其实的济阳蔡氏的开山始祖,这是陈留蔡氏转化为济阳蔡氏的一个契机。(赵培海:《汉晋南朝济阳蔡氏家族研究》,曲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在蔡廓这里,蔡氏郡望第一次出现了变化,由‘陈留’到‘济阳’”。
一方面又说,蔡谟成为名副其实的济阳蔡氏的开山始祖,这是陈留蔡氏转化为济阳蔡氏的一个契机。从《郗?墓识》所记来看,蔡系的郡望已经被记为济阳, 王羲之《十七帖》中的“吾有七儿一女……” 王羲之《十七帖》中的“省别”帖 清吴士鉴《晋书?注?蔡谟传》: 蔡谟,陈留考城人也。案济阳郡为济阴之误,盖溯其旧望耳。]……转掌吏部。
以平苏峻勋赐爵济阳男……长子邵,有才学文义。司徒谟第二子,《隋志》梁有《抚军长史蔡系集》,《唐志》仍著录。民国嘉业堂刻本。) 吴氏注谓济阳郡为济阴之误,史载蔡系为抚军长史,《墓识》作太宰司马,应该也是郗?逝世时的官职。
蔡系为当时著名正人。(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卷中之上:“支道林还东,]时贤并送于征虏亭,[《丹阳记》曰:太安中征虏将军谢安立此亭,]蔡子叔前至,[《中兴书》曰:蔡系字子叔,司徒谟第二子,仕至抚军长史。因合褥举谢掷地,’蔡答曰:‘我本不为卿面作计。
’其后二人俱不介意。”中华书局,第439页。(宋王应麟:《玉海》卷41艺文:“《唐志》:《皇侃疏》十卷,《贾公彦疏》十卷。又列晋卫?、缪播、栾肇、郭象、蔡谟、袁宏、江厚、蔡奚、李充。”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44册,北中郎军司。” 《晋书?郗鉴传》附《郗昙传》: 昙字重?,少赐爵东安县开国伯。
司徒王导辟秘书郎,简文帝为抚军,拜御史中丞。朝廷以昙为羡军司,加散骑常侍。仍除北中郎将,都督徐兖青幽扬州之晋陵诸军事,领徐兖二州刺史,假节?下邳。降号建威将军。
(唐房玄龄:《晋书》卷67《郗鉴传》附《郗昙传》,第1805页。) 王福权先生认为,但上引传中“时北中郎荀羡有疾,朝廷以昙为羡军司,郗昙为其军司,这一点没有错,两项任命的时间如何。以散骑常侍郗昙为北中?将、持节、都督徐兖青冀幽五州诸军事、徐兖二州刺史,”(唐房玄龄:《晋书》卷7《帝纪》。
第203页。)《郗?墓识》记郗?卒于升平二年四月,郗昙至八月方为北中郎将,《墓识》怎么可能记录尚未发生的事情?王汝涛先生说:“(《墓识》)大部分入志人的官职都扣准了升平二年这个年代,如书郗昙为北中郎将军司是对的,因为下一年他就实任北中郎将了。”不过他用了“扣准”这样的字眼,似乎在暗示造假者的细密之处。无其他佐证。
对于《墓识》的干支纪年月日方式和准确性,笔者给郗?的埋葬时间进行了补全,应该是在郗?死后第四十九天所埋葬。戊午年己未月庚戌日(7月19日,五月廿七)葬。五月廿八日的天干地支是辛亥,也就是说墓识上的日期和天干地支相矛盾。历史上很少有记载了详细日期还要重复加上天干地支的,以七年七月廿六日葬于丹杨建康之白石。”一般是不说日的时候才用日期的天干地支。
如《张镇碑志》“太宁三年太岁在乙酉,那么历史上所传的“王太保家法”难道就是这样刻墓识的么? 《郗?墓识》最后两行中所记录的郗?薨日为“升平二年,四月甲寅朔,日期干支等均没有错,葬日的月份漫漶难辨,但可推算而得,查此年五月为甲申朔,六月为癸丑朔,六月二十八日为庚戌日。
则郗?的葬日为其年六月二十八日。也是古代常用的方法,拓本中所见开首即为:“(前缺一行)年,廿六日戊子合葬。”又刘宋《谢?墓志》拓本中亦有:“永初二年,夏五月戊申朔,廿七日甲戌。”(陈爽:《出土墓志所见中古谱牒研究》第二章,第285页图、第292页右上图,学林出版社。
2015年。 王汝涛先生说:“欲验证此碑为真为赝,关键的问题,是古代文献有没有王羲之夫人活了多少岁的记载,记载是否可靠。” 王先生又说:有两种南朝著作记载着郗?活了90岁,其卒年为公元399年。其根据是《世说新语?贤媛》中的一段话: 王尚书惠尝看王右军夫人,历吏部尚书,”[注:《妇人集》载《谢表》曰:“妾年九十。
) 王先生说:这段记载是可信的,因为《世说新语》既记王惠去看郗?,那时间总该是东晋末年了,郗谈及发白齿落,又刘孝标注引《妇人集》载有郗?给皇帝的《谢表》,自称年已九十,又称孤骸独存。据余嘉锡先生考证,再没有儿子供养自己,王凝之公元399年5月被孙恩所害。
郗?应是死于公元399年或其后。反观《世说新语》所记,三部书文互证:《世说》记其活到东晋晚年,《谢表》记其孤骸独存,当时二书一文,引书谨严有据,向皇帝上谢表这种内容,无人敢于伪造的,郗?活至九十说,还无法推倒。
无法否定郗?活到90岁的记载,是《郗?墓识》最关键性的错误。 确实,根据就是《世说新语》中的一段话。一条是关于王惠的:“程炎震云:‘王惠,右军孙行也。’”说明王惠为何要去看望右军夫人。’夫人若与右军年相上下,然王凝之至隆安三年五月始为孙恩所害,?以太元九年卒。
夫人较?仅大二三岁,则其九十岁时,正当隆安三四年间,太元十七年为公元393年,隆安三四年则为公元400-401年。 这段记载的主角是“王尚书惠”,为了弄清这个关键问题, 惠幼而夷简,恬静不交游,陈郡谢瞻才辩有风气。
尝与兄弟群从造惠,惠时相酬应,以问其从兄诞,诞曰:“惠后来秀令,鄙宗之美也。”即以为行太尉参军事、府主簿、从事中郎。仍转中军长史。时会稽内史刘怀敬之郡,还过从弟球,”惠曰:“惟觉?时逢人耳。
座者皆驰散,世子为荆州,领南郡太守, 宋国初建,高祖难其人,谓傅亮曰:“今用?中令,”乃以惠居之。迁世子詹事, 少帝即位,以蔡廓为吏部尚书。
乃以惠代焉。惠被召?拜。得辄聚置阁上,时谈者以廓之不拜,惠意甚不同,谓鉴曰:“何用田为?”鉴怒曰:“无田何由得食?”惠又曰:“亦复何用食为?”其标寄如此。元嘉三年卒。
时年四十二,1974年,第1589页。受到后来的刘宋高祖刘裕的赏识,至刘宋初建之时,迁世子詹事,转尚书、吴兴太守,少帝即位之前,考证者甚多,王汝涛先生的另一篇文章论述颇为精要。
谓鉴曰:‘王氏诸少并佳,推定上引《晋书?王羲之传》文之“时”,应为太宁元年或二年间(公元323-324年),时王羲之二十一或二十二岁。(王汝涛《王羲之亲属有关问题的考证》,2003年10月,第25卷第5期。) 有趣的是,得出了与王汝涛先生相同的结论,而且时间范围限定得更小:时间和事件的仔细排列。
显示出只有323年十一月至324年六月一段,郗鉴此时地位提高了,时局暂时稳定了,时羲之二十一周岁。《临沂师专学报》,1994年第一期。王羲之与郗?结婚的时间在公元323-324年,其时如郗?16岁,则约生于公元308-309年(其弟郗?生于公元313年,与此亦大体相合)。
就不应该只有上述《世说新语》记载中的九十岁,而是一百十岁以上了,两者并不相合。 再者,上文已推定王惠卒于元嘉三年,其生卒年为公元385-426年,而按照上述余嘉锡先生考证的王尚书看望右军夫人的时间,太元十七年王惠年仅九岁,隆安三四年王惠也只有十六七岁,这一点已经可以肯定。
与此相关的还有两个问题,一是郗氏究竟死于何时? 其实, 以“十七日先书”帖的“十七”二字命名,包含有二十八帖的《十七帖》是传世王羲之草书的代表作。据宋黄伯思云:自昔相传,然其中间蜀事为多,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13册,第611页。)周益州即周抚。
卒于公元365年(前述王羲之卒于公元361年)。王羲之给周抚的尺牍,主要写于其晚年称病弃官之后,约永和十一年(公元355年)至升平五年(公元361年)。(吴永斌:《王羲之尺牍研究》,) 清代著名学者、书法家、书学理论家包世臣著有《十七帖疏证》,清道光安吴四种本。)认为其中有十九帖是写给周抚的,并对这十九帖作了疏证、归并和系年, 包氏以为: 《十七帖》中的“十七日先书”、“计与足下别”、“诸从并数有问”、“去夏得足下致邛竹杖”、“知有汉时讲堂”五帖应为一书。
“先谢远惠, “得足下旃?胡桃药二种”、“吾服食久”、“天鼠膏”三帖为一书。当与抚也;“来禽”至“大惠也”,前人有谓此帖为与桓宣武者,帖云“今在田里”,是去官后语,宣武未再至蜀, “旦夕都邑动静清和”一帖,为升平一年书。包氏至此系年已至升平一年。
以下为“省别”帖: 省别具足下小大问为慰,足下悬情武昌,足下兼怀并数问不?以咸和四年平苏峻后,复移镇武昌,九年辞镇归国,属吏画其像于武昌西门,士行十七子,九子旧史有名,右军称妻也。
说明郗氏病重,包氏将此帖置于升平一年之后,尚有“足下今年政七十耶”和“吾有七儿一女”两帖,包氏均定为升平五年。包氏的考证和系年是可信的,他将王羲之说“老妇顷疾笃救命,升平五年之前,如说那次郗氏病重不治,可惜大多没有留下来, 郗氏卒于升平中。
此点出土文物、传世文献已可互证。王惠生于公元385年,与郗氏并无交集。但目前也没有证据否定《世说新语》所记“王尚书惠看王右军夫人”一事,则只能作另一种解释,即其时有王羲之的另一位夫人在世,这位夫人应生于公元330年左右,小于王羲之30岁。 一为《世说新语?贤媛》在上述“王尚书惠看王右军夫人”之前相隔数条有一段记事说: 王右军郗夫人谓二弟司空、中郎曰:[注:司空,郗昙别传曰:“昙字重熙。
累迁丹阳尹,徐兖二州刺史。”]“王家见二谢倾筐倒,[注:二谢,汝可无烦复往。) 这段记事很明确,是郗?对两个弟弟说的话。《世说新语》中相隔不远的记事,一曰“王右军郗夫人”,当然是郗?。
一曰“王右军夫人”,则应该理解为另一人。被包世臣定为《十七帖》中致周抚的最后一帖云: 吾有七儿一女,惟一小者尚未婚耳。今内外孙有十六人,足下情至委曲。说羲之没有纳妾,这表明夫妇情爱的专一,《临沂师专学报》,1994年第一期。
按照包世臣的考证,这封信是在王羲之近60岁时写的,其时除了他最小的儿子王献之以外,请注意“皆同生”这三个字,同生就是一母所生,这时候郗氏已经去世,对于王羲之有没有纳妾或续弦,应该是清楚的,他就没有必要说他的七子一女“皆同生”了,所以他强调自己的孩子乃一母所生。
另一方面也说明他在这时候还有另外的夫人,即上述《世说新语》中记载的那位90岁仍在世的“王右军夫人”。 王羲之是否有另一位夫人,仅凭上述两条材料尚不能作定论。 但可以肯定的是,王尚书惠所看望的肯定不是郗夫人,凭借《世说新语》王惠看望90岁的右军夫人的记事,是不能否定《郗?墓识》所记录的郗?卒于升平二年的。惟《地理志》陈留郡亦无考城县,盖溯其旧望耳。
]……转掌吏部,以平苏峻勋赐爵济阳男……长子邵,永嘉太守;少子系,有才学文义。[注:《世说?雅量篇》注:《中兴书》曰蔡系字子叔,司徒谟第二子,《隋志》梁有《抚军长史蔡系集》,民国嘉业堂刻本。《墓识》作太宰司马,应该也是郗?逝世时的官职。
蔡系为当时著名正人。[《高逸沙门传》曰:遁为哀帝所迎,乃拂衣王都,]时贤并送于征虏亭,]蔡子叔前至,[《中兴书》曰:蔡系字子叔,司徒谟第二子,乃徐起振衣就席,谓蔡曰:‘卿奇人,’蔡答曰:‘我本不为卿面作计。
”中华书局,2007年。第439页。) 宋王应麟《玉海》谓皇侃疏《论语》列有蔡谟、蔡奚等人之名,此蔡奚如即蔡系,则与《郗?墓识》所记同,(宋王应麟:《玉海》卷41艺文:“《唐志》:《皇侃疏》十卷,[注:邢?以为援引不经,]《?仲都讲疏》十卷,《贾公彦疏》十卷。
《中兴书目》:梁国子助?皇侃以《何晏集解》去取为疏十卷,又列晋卫?、缪播、栾肇、郭象、蔡谟、袁宏、江厚、蔡奚、李充。北中郎军司。” 《晋书?郗鉴传》附《郗昙传》: 昙字重?,少赐爵东安县开国伯。司徒王导辟秘书郎,朝论以昙名臣之子,每逼以宪制。迁中书侍郎。简文帝为抚军。
寻除?书吏部郎,拜御史中丞。时北中郎荀羡有疾,加散骑常侍。仍除北中郎将,都督徐兖青幽扬州之晋陵诸军事,领徐兖二州刺史,假节?下邳。后与贼帅傅末波等战失利,降号建威将军。
追赠北中郎,(唐房玄龄:《晋书》卷67《郗鉴传》附《郗昙传》,1975年,王汝涛先生也认为少了“将”字。但上引传中“时北中郎荀羡有疾,朝廷以昙为羡军司,荀羡为北中郎,这一点没有错,两项任命的时间如何。《晋书》帝纪:“(升平二年八月)壬申。
以散骑常侍郗昙为北中?将、持节、都督徐兖青冀幽五州诸军事、徐兖二州刺史,”(唐房玄龄:《晋书》卷7《帝纪》,1975年,第203页。)《郗?墓识》记郗?卒于升平二年四月,郗昙至八月方为北中郎将,王汝涛先生说:“(《墓识》)大部分入志人的官职都扣准了升平二年这个年代,如书郗昙为北中郎将军司是对的,”不过他用了“扣准”这样的字眼, 王先生又说:郗鉴是否生四女。
其长女嫁与何人,无其他佐证。郗氏年寿问题 《郗?墓识》末两行明确记载郗氏薨于升平二年四月。王福权先生提出了质疑: 按照“郗?墓识”的原意,笔者给郗?的埋葬时间进行了补全,按照其相近的时间,应该是在郗?死后第四十九天所埋葬。四月初七)薨,戊午年己未月庚戌日(7月19日,五月廿七)葬。
五月廿八日的天干地支是辛亥,也就是说墓识上的日期和天干地支相矛盾。历史上很少有记载了详细日期还要重复加上天干地支的,以七年七月廿六日葬于丹杨建康之白石。”一般是不说日的时候才用日期的天干地支。”而且四十九天这么长的时间却有这么多的别字和脱文,根据王兴之家族墓志的风格,东晋家族墓志应该是有专人管理撰文、书写和刊石的。四月甲寅朔,七日庚申”。
日期干支等均没有错,六月为癸丑朔,则郗?的葬日为其年六月二十八日。不知道王福权先生说“应该是在郗?死后第四十九天所埋葬”有什么依据?至于干支与数字并用纪年月日,”又刘宋《谢?墓志》拓本中亦有:“永初二年,夏五月戊申朔,廿七日甲戌。第285页图、第292页右上图,学林出版社。
2015年。)王福权先生由此而引申出的责难是没有道理的。 王汝涛先生说:“欲验证此碑为真为赝,是古代文献有没有王羲之夫人活了多少岁的记载,记载是否可靠。” 王先生又说:有两种南朝著作记载着郗?活了90岁,其根据是《世说新语?贤媛》中的一段话: 王尚书惠尝看王右军夫人,[注:《宋书》曰:惠字令明,”]答曰:“?白齿落,”(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卷下之上。
2007年,第823页。) 王先生说:这段记载是可信的,因为《世说新语》既记王惠去看郗?,惠晋末宋初始为官,郗谈及发白齿落,当然时已年老。又刘孝标注引《妇人集》载有郗?给皇帝的《谢表》,自称年已九十,又称孤骸独存。
据余嘉锡先生考证,应是指儿子王凝之死后,郗?应是死于公元399年或其后。特别表出郗?死于升平二年,三部书文互证:《世说》记其活到东晋晚年,《妇人集》记其年届九十,《谢表》记其孤骸独存,作者不可能互相串通。而刘孝标注世说,向皇帝上谢表这种内容。
无人敢于伪造的,故《郗?墓志》不可信的成分居多,郗?活至九十说,还无法推倒。 王汝涛先生还在其文之结语中说,无法否定郗?活到90岁的记载,是《郗?墓识》最关键性的错误。 确实,这是判断《郗?墓识》真伪绕不开的核心问题。 关于郗?年届九十说。
根据就是《世说新语》中的一段话。余嘉锡先生《世说新语笺疏》此处有两条注释,一条是关于王惠的:“程炎震云:‘王惠,右军孙行也。另一条是关于右军夫人的:“嘉锡按:《真诰?阐幽微篇》注云:‘逸少升平五年辛酉岁亡,夫人上此表时,若凝之犹在,则不应云孤骸独存。?以太元九年卒,则其九十岁时。
其诸子死亡殆尽,朝廷悯凝之没于王事,故赐其母以鞠养也。”按照余先生的两种推算,太元十七年为公元393年,隆安三四年则为公元400-401年。 这段记载的主角是“王尚书惠”,琅邪临沂人。为叔父司徒谧所知,恬静不交游。
未尝有杂事。尝与兄弟群从造惠,高祖闻其名,诞曰:“惠后来秀令,鄙宗之美也。以为征虏长史,仍转中军长史。时会稽内史刘怀敬之郡,球问:“向何所见?”惠曰:“惟觉?时逢人耳。
座者皆驰散,世子为荆州,惠长史如故,领南郡太守, 宋国初建,当置郎中令,高祖难其人,”既而曰:“吾得其人矣。转尚书、吴兴太守。乃以惠代焉。
惠被召?拜。人有与书求官者,得辄聚置阁上,时谈者以廓之不拜,虽事异而意同也。惠意甚不同,”惠又曰:“亦复何用食为?”其标寄如此。元嘉三年卒,时年四十二。
1974年,任行太尉参军事府主簿、从事中郎。以为征虏长史,仍转中军长史。转尚书、吴兴太守,则王惠为尚书在刘宋代晋以后,少帝即位之前,即武帝永初年间(公元420-422年),这是王惠任尚书最早的时间,此后也可称王惠为尚书。
而时间更晚。王惠卒于元嘉三年,则其生卒年为公元385-426年。 那么郗?生于何年呢?可由其结婚时间等来推算。关于郗鉴为女择婿的时间,导令就东厢遍观子弟。谓鉴曰:‘王氏诸少并佳,遂以女妻之。”以及北宋初之《太平御览》所引《世说新语》文(其文较现存之诸宋刻本为优)。
应为太宁元年或二年间(公元323-324年),(王汝涛《王羲之亲属有关问题的考证》,《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10月,第25卷第5期。) 有趣的是,刘茂辰先生经过仔细排比考索,而且时间范围限定得更小:时间和事件的仔细排列,显示出只有323年十一月至324年六月一段,约八个月的时间。
时局暂时稳定了,因而向王家求婚。324上半年羲之与郗?结婚,时羲之二十一周岁。(刘茂辰:《王羲之的妻子儿孙考索》,1994年第一期。王羲之与郗?结婚的时间在公元323-324年,则约生于公元308-309年(其弟郗?生于公元313年,与此亦大体相合),则“王尚书惠”所看望的“王右军夫人”如果是郗夫人。
就不应该只有上述《世说新语》记载中的九十岁,两者并不相合。 再者,上文已推定王惠卒于元嘉三年,时年四十二岁,其生卒年为公元385-426年,而按照上述余嘉锡先生考证的王尚书看望右军夫人的时间,太元十七年王惠年仅九岁,怎么可能以尚书身份去看望那位王右军夫人呢? 《世说新语》记录的刘宋初王尚书惠所看望的“右军夫人”不是郗氏。
这一点已经可以肯定。与此相关的还有两个问题,一是郗氏究竟死于何时?二是王羲之是否有其他夫人? 其实,郗夫人的卒年在王羲之本人的书帖中也并非无线索可寻。 以“十七日先书”帖的“十七”二字命名,包含有二十八帖的《十七帖》是传世王羲之草书的代表作。据宋黄伯思云:自昔相传,《十七帖》乃逸少与蜀太守者。
然其中间蜀事为多,是亦应皆与周益州书也。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13册,)周益州即周抚,较王羲之年长十岁,主要写于其晚年称病弃官之后,约永和十一年(公元355年)至升平五年(公元361年)。(吴永斌:《王羲之尺牍研究》,) 清代著名学者、书法家、书学理论家包世臣著有《十七帖疏证》,(清包世臣《艺舟双楫》卷六论书二。
对我们今天了解王羲之致周益州书的丰富内涵有很大帮助。 包氏以为: 《十七帖》中的“十七日先书”、“计与足下别”、“诸从并数有问”、“去夏得足下致邛竹杖”、“知有汉时讲堂”五帖应为一书,“先谢远惠,末附致朱书。系由护军出守会稽后作”。 “得足下旃?胡桃药二种”、“吾服食久”、“天鼠膏”三帖为一书。 “虞安吉者”帖云“远及”,当与抚也;“来禽”至“大惠也”,前人有谓此帖为与桓宣武者,宣武以永和三年灭蜀。
右军以十一年去官,帖云“今在田里”,是去官后语,宣武未再至蜀,何能与宣武邪? “旦夕都邑动静清和”一帖,为升平一年书。包氏至此系年已至升平一年,以下为“省别”帖: 省别具足下小大问为慰,诸子亦多远宦。
老妇顷疾笃救命,知足下情至。 包氏考此帖云:“陶侃士行,以咸和四年平苏峻后,由江陵移镇巴陵,五年斩郭默,复移镇武昌,九子旧史有名,抚妹为士行子妇。” 帖中的“老妇”为羲之对夫人的称呼。
羲之谓“疾笃救命,说明郗氏病重,包氏均定为升平五年。包氏的考证和系年是可信的,他将王羲之说“老妇顷疾笃救命,升平五年之前,已足与《郗?墓识》所记郗氏卒于升平二年(公元358年)互证,如说那次郗氏病重不治,也是没有错的。王羲之一生书写了大量书信。
可惜大多没有留下来,但一鳞半爪,亦大体可以弄清问题了。与郗氏并无交集。但目前也没有证据否定《世说新语》所记“王尚书惠看王右军夫人”一事,这位夫人应生于公元330年左右,小于王羲之30岁。有两条材料可为此提供线索。 一为《世说新语?贤媛》在上述“王尚书惠看王右军夫人”之前相隔数条有一段记事说: 王右军郗夫人谓二弟司空、中郎曰:[注:司空,累迁丹阳尹。
徐兖二州刺史。”]“王家见二谢倾筐倒,[注:二谢,汝可无烦复往。”(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卷下之上,2007年,) 这段记事很明确,是郗?对两个弟弟说的话。《世说新语》中相隔不远的记事,当然是郗?。
一曰“王右军夫人”,则应该理解为另一人。被包世臣定为《十七帖》中致周抚的最后一帖云: 吾有七儿一女,惟一小者尚未婚耳。今内外孙有十六人,足下情至委曲。 有人就“七儿一女皆同生”推论,说羲之没有纳妾,(刘茂辰:《王羲之的妻子儿孙考索》,《临沂师专学报》。
)但我不这样理解。按照包世臣的考证,这封信是在王羲之近60岁时写的,其时除了他最小的儿子王献之以外,这时候郗氏已经去世,对于王羲之有没有纳妾或续弦,他就没有必要说他的七子一女“皆同生”了,一方面是在怀念郗氏,另一方面也说明他在这时候还有另外的夫人,即上述《世说新语》中记载的那位90岁仍在世的“王右军夫人”。
王羲之是否有另一位夫人,仅凭上述两条材料尚不能作定论。王尚书惠所看望的肯定不是郗夫人,凭借《世说新语》王惠看望90岁的右军夫人的记事,是不能否定《郗?墓识》所记录的郗?卒于升平二年的。18行4字下缺“字”字。22行即使补上所缺的二字也令人读不懂。26行北中郎下缺“将”字。10行淮南刺史的“刺”字,15行的“霖”字。
25行的“识”字,此《墓识》是真是赝,笔者未见墓葬发掘报告前,她的家属能允许这样一个错误迭出的《墓识》置于她的柩前吗?是一种处于楷化过程中的隶书,其中有不少是当时习用的书体或俗体,体现了难以完全复制的时代特色。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其中凡与内容相关的,上文多已作出考辨。
现按其碑文顺序对碑中的习用书体和俗体略作分析。都有其标志时代特点的地方,多取那个时代的同类墓志比较,大多可以辨别是真是赝。本文在王羲之郡望方面写作琅琊,因为两晋时代,没有写作琅?或琅琊的,而在今存东晋墓志中,又均写作琅耶(参见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铭汇编》中的《石?墓志》、《王兴之墓志》等)。于是在文章的小结中说:“晋碑上二个字的特定写法:邪作耶、荥作荧。
殷深源作殷渊源,”王先生长期在临沂工作,这一点是很有见识的。《集韵》邪或作耶。胡吉宣先生认为邪字变从耳者,(胡吉宣:《玉篇校释》卷4,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919页。)《郗?墓识》之“琅耶”。
可作此碑确为六朝物之一证。第六行 思 下半部心字保留了小篆的写法。第八行 叔 由小篆隶化的一种通行体。《玉篇》俗作 ,胡吉宣先生谓俗作 者,《切韵》同,汉碑多如此。(胡吉宣:《玉篇校释》卷6,1989年,) 4。
秦汉篆文 旁或写作 形,夹即为其隶变。《三体石经》刺之古文作 ,(胡吉宣:《玉篇校释》卷17,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3264页。) 5。第十行 ? 《说文》从艹,第十二行 幼 上下结构。
《字汇补》 与幼同,《皇甫君碑》“ 挺雕龙之采”。(汉语大词典编纂处整理:《康熙字典》幺部,2002年,第284页。) 7。《魏王绍墓志》已如此。第十二行 ? 唐避讳作深,王汝涛先生也认为此字写对了。第十四行 籍 俗体竹字头常写作草字头。
第十六行 操 俗?、参不分,《隶辨》:《汉书?西域传》下有台?,王观国《学林》卷十:“草书法,?字与参字同形,今法帖碑本中王操之书皆作?之。” 11。第十六行 ? 字形如霖,实为?字无三撇,虎头写如雨头,《孔耽神祠碑图》“千载之洪虑”作 。
?小篆为虎字头下彬字,按:在目前看到的关于《郗?墓识》的文章中,均释读此字为霖。2015年01期。王汝涛:《郗氏墓识考辨》,2007年02月。《书法赏评》,)王汝涛和王福权两位先生都说这是一个错字。而且反过来可以作为《郗?墓识》的真实性的证明,因为?字写成近似霖的字形。
在当时是自然的事,在后代就难以想象了。为何要将见之于现存文献的“?”字写成“霖”字呢?不但将虎头写如雨头(实际上不是雨),还减去了三撇,水平实在太高了。正如张笑荣先生转述文博专家所论:“墓志内容几乎不可能由后人或者现代人去‘想象杜撰’。一位专家说,除非有人串通了历史学家、碑帖权威和书法泰斗一起来制造这起‘阴谋’。且只造一块。
”这里还要加上一个精通古文字源流的文字学家。关于《墓识》内容已如拙文所论述,其文字又何尝不是如此! 12。第十九行 序 尚未脱离小篆字形。 13。此碑字形左下部多一点,可以丰富俗字字库。第二十二行 姊 姊妹之字写作?, 15。
第二十二行 ? 上部与今字相同, 16。谓其长姊名下,只有“囗囗相关”四字,含义无法理解,使人加重对《墓识》的怀疑。如果“丧乱相失”四字得到正确释读,王先生是否就减少了对《墓识》的怀疑了呢? 18。第二十三行 ? 王观国《字林》卷十。
敦煌文献中多有。 20。第二十五行 ? 俗书?、商常常不分。《隶辨》卷五屋韵举出多种,张涌泉《敦煌俗字研究》第52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15年),王汝涛等先生误释为“狩”,自然会影响文意的释读。 22。第二十七行 升 为增点俗字。
《刊谬补缺切韵》等书均有。 23。第二十七行 寅 《龙龛手镜》等书均有载,而无“穴”下一横, 24。第二十七行 朔 左旁字形,《干禄字书》《慧琳音义》均有载。第二十八行 ? 左旁“禹”字,且汉碑已然。 王汝涛先生所说的“缺字”。
一部分是因为拓本模糊,一部分是因为释读有误,《墓识》本身也并没有错。只有卞?作卞轸、蔡系作蔡奚,或许是误记,或者是当时本就不太严格, 故从《郗?墓识》的字体使用分析,大量的俗体字进一步说明了此碑确系东晋时代之物,特别是“琅耶”之“耶”字,江?之“ ”字。
“字子叔”之“ ”字等,反过来也有力地证明了此碑的真实性。是符合当时的惯例的,是一种谱牒式的墓志;从其内容来说,大多可与传世文献相印证,或从传世文献中找到线索,在其真实性得到证实的条件下,基本上得到了合理的解释,以及将江?写如“江霖”等所谓“低级错误”,都已通过详细考证得到解决。
正如张笑荣先生所说,《郗?墓志》的发现,为人们解开重重历史迷雾,从而推动有关王羲之生平事迹、中国书法艺术的源头及其流变、晋代的婚姻、殡葬风俗制度等等的学术研究。) 拓片字形 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李伟国 相关的主题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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